1982年，我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我家在瑞典，整天当空中飞人。比雷尔生怕我旅途劳顿，1983年就接受了日本著名科学家岩永真昭（Sadaaki Iwanaga）教授的邀请，在日本九州大学生化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教授，满以为离香港近，至少周末我们可以团聚。结果事与愿违，九州地区没有直接到香港的班机，单程要花大半天时间，香港舞团演出时间往往也安排在周末。有时他人来了，我也因为团务繁忙，没有时间陪伴他，结果反而是我的朋友们轮流照护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学会到附近三阳食品店买酒酿、鸭舌、素鸡等零食吃，记得郑佩佩还请过他去澳门参观寺庙。
1984年春天我怀孕了，比雷尔得悉喜讯时，眼中泛起了泪花。在纽约时比雷尔要我去做超音波孕妇检验，结果要六周以后才能揭晓，记得那是我们一起最受煎熬的时段，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有不好的结果。检验结果出来，胎儿一切正常，也知道了性别：男。正感欣慰时，我们突然收到一张医院寄来的一万多美金帐单，是做超音波孕妇检验的费用。跟比雷尔结婚后我就没有再买美国医保，瑞典医疗免费，比雷尔有纽约血液中心给他的医保，满以为我随他就有了医保，最后和行政部门核对，才知道比雷尔粗心大意，根本没有跟血液中心人事部申报过他结婚并办理家属医保手续。我好心疼付出的冤枉钱，比雷尔安慰我：“破财买平安嘛！”很快事过境迁，我们想：期盼一个健康生命的诞生，让喜悦排山倒海地来到，比什么都重要。
夏末比雷尔去土耳其伊斯坦堡开会，一百个不放心，说什么也要我同往。会后我们去了土耳其西北面，在爱琴海畔的古城特洛伊看木马屠城记遗迹。为的是怀孕前我正在学一支独舞Cassandra（卡桑德拉），编舞者是赫赫有名的前辈Pauline Koner，这支舞就是以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故事为基础，卡桑德拉成为史诗传统和悲剧的象征，在现代用法中，她的名字被用作修辞手段，表示某人的准确预言不被周围的人相信。我对专业认真，想趁此次机会多了解些。比雷尔对古希腊历史一直兴趣很浓，也兴致勃勃。一路上我们都在为给儿子起名字绞尽脑汁，比雷尔带了本瑞典日历，因为瑞典有传统，每日都用不同的人名命名，我们想找个瑞典文、中文发音相同，字面也行得通的好名字。我一直不喜欢或者说不习惯中国人用洋名字，初到美国时也曾经用过Patricia，结果感到不是“滋味”，很快就放弃了。我们开始翻日历，从元旦翻到除夕又从除夕翻到元旦，好不容易找到两全其美的名字——中文名：汉宁；瑞典名：Henning。按照瑞典传统，5月22日那天是Henning名字的命名日。
我跟英国北方芭蕾舞团（Northern Ballet Theater）早就签好合约排舞剧《负、复、缚》，舞团在曼彻斯特，首演是1984年10月初在伦敦塞特拉斯·威尔斯剧场（Sadler’s Wells），正好也是生汉宁的预产期，排舞剧前后要五至六周的时间，比雷尔知道我不会放弃工作机会，根本没有阻拦，9月中旬就静悄悄地到曼彻斯特来陪伴我，看我顶着个大球在排练厅跳上跳下，跳得他心惊肉跳。在伦敦首演前一天，彩排圆满结束后，我就被他押上飞机打道回府！
我母亲提前来瑞典帮我坐月子，看到外孙汉宁，宝贝、宝贝叫个不停；比雷尔学了这个中文昵称，就也叫儿子宝贝，一直叫到汉宁不好意思，他也不改口。
母亲最不能忘的经验，是出席1984年诺贝尔颁奖典礼，汉宁10月4日出世，12月13日是典礼，我们没有打算参加，以前参加过多次典礼和晚宴，繁文缛节挺折腾的，我还在喂奶期，出门太久也不方便。心细的比雷尔问丈母娘可有兴趣？母亲表示有机会见识一下诺贝尔颁奖礼也不错。当天上午比雷尔取来在皇家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典礼观礼票，座位在第一排，下午他就开车送丈母娘前往，免得走失。晚上母亲回来后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周围毫无动静，心里直打鼓，等到乐队奏乐、皇家人员鱼贯入场在第一排坐下，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贵宾”。国王妹妹、公主Christina Magnuson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位中国老太太跟她相邻而坐，那个位置本来是她临时因病缺席的丈夫的。其实我们在家看电视转播时早就看到了，只要镜头带到公主，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和亮晶晶响当当的人物坐在一起，那天她穿了一套泰丝象牙色的长裙和同色外套，素雅得很，凸显与众不同。后来比雷尔同事Birgit Hassle 给我们看一本诺贝尔颁奖典礼画册，母亲赫然在上，与公主比邻而坐。
过了些时日，我参加瑞典皇家舞蹈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酒会，公主Christina酷爱舞蹈，在与舞蹈相关的机构中担任名誉主席。大家在那里寒暄时，大概她看我是个东方人，忽然说：“去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我旁边坐了位东方老太太，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明明是我丈夫的座位。”我笑着告诉她：“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然后将来龙去脉跟她详述。
我们认真地考虑、反复地讨论，关于汉宁将要面对的语言和教育问题，首先确定在哪里安“家”。汉宁是瑞华的组合，虽然我是美籍华人，比雷尔也在美国工作，拥有永久居留权，但文化、价值观、生活本质上，似乎我们俩都离美国很遥远，美国是“异乡”。大环境上又不允许我们考虑在中国“居家过日子”，所以唯一可选择的居住地便是瑞典。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确认母语第一，比雷尔第一时间就去登记了汉宁有母语教师的需要。瑞典政府有非常好的规定：义务母语教育，在正常的学校上学之外，另外安排课程，汉宁一周有一次四十五分钟的课，第一位中文老师徐盈盈女士认真热情，她得悉我的愿望是教汉宁繁体字，就找来繁体字课本。至今，我们仍然像自家人一样来往。另外，我们还送汉宁去中国华侨自己主办的周六中文补习班，尽管比雷尔因此损失去岛上的时间，也坚持周六汉宁上中文课后再出发。记得汉宁小时候嘟着嘴问：“为什么别人不需要，而我要学中文？”没有等我答话，比雷尔就说：“宝贝，谁要你是一半一半呢？！”简单明确，实话实说。似乎此时我又听到了比雷尔在“肉麻”地叫着“宝贝！” 也许他在叫孙女礼雅宝贝罢？
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在汉宁出生之后，也意识到舞团存在不切实际，因为带着汉宁旅行，不同地方不同保姆，我们三个人又用三种语言，汉宁跟爸爸讲瑞典语，跟我讲国语，我跟比雷尔讲英语。所以到了会说话的年龄，汉宁结结巴巴。问小儿心理医师，医师判断语言问题是因为小孩没有安全感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安定下来，有了固定而稳定的环境，汉宁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此一来，我和比雷尔商定，一个人在瑞典守家，另外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轮流转。半年下来，汉宁说话结结巴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也决心放弃舞团当“单干户”——独立编导、舞者，自由创作。
比雷尔很快就给我创造了单干的条件，在瑞典扩充城中公寓时，他将一间带壁炉的客厅改装成我的练功房，磨平木地板外，一整面墙上安装了大镜。Birgit Akesson女士是瑞典现代舞先驱者，德高望重，因为她和Al年轻时曾经是情人，所以比雷尔和她早就相识。1981年我与舞伴董亚麟受瑞典皇家芭蕾舞团邀请在美心剧场（Maxin）演出时，比雷尔就邀请Birgit来看。
产后在家，因为要喂奶无法演出，平时就在家里练功。Birgit来家看新生的孩子，我们就一起聊家常吃便饭。那时她刚刚出了本图文并茂瑞典文的书《泉源面具——舞蹈是非洲文化的根源》（Mask of the Spring Water——Dance As a Source of Culture in Africa)，是她六七十年代深入非洲做舞蹈田野调查的成果，由舞蹈涉及文化的深广层面，而且用诗歌般的语言，比雷尔十分欣赏。Birgit年轻时看过梅兰芳演出，对中国传统戏曲和太极拳兴趣很浓，因此我们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Birgit年轻时一直是位独舞演员，她知道我虽然有舞团但也以跳独舞为主，那时她刚刚动手术换了胯骨，行动不便，大概是一时技痒罢，她拉我到练功房对着大镜，要我试着做这样感觉或那样感觉的动作，有了第一次实验，接下去她在我家出入就愈发频繁。她并无任何具体计划，但我感到她有奇思妙想，想在我身上体现出来，然而身体是舞蹈语言，她自己无法实现，我等于是她的替身，结果在我完全没有计划要请她给我编舞的情况下，居然左试右试半年后有了些眉目。她请早些年给她做过自传体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人Birgita Ohman来练功房看我们排出的片段，得到了赞赏。瑞典国家电视台决定拍摄Birgit给我新编的舞，她在瑞典舞蹈界是大师级人物，在业内是出了名的眼睛长在头顶、性情孤僻到古怪的艺术家，已经许多年没有创作舞蹈。跟Birgit学舞的机会极为难得，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计划可以说是即兴情况下的产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她慢工出细活，先编了《秋叶》（Hstlv），好像欲罢不能，后又编了《雏菊》（Dagrar），这两支独舞都没用音乐，前后居然花了八个月时间才得以完成。电视台于1986年摄制，后者纯为电视镜头而编排，无法在台上演出。1987年《秋叶》在纽约作舞台首演得到好评。这两支舞也成了Birgit舞蹈艺术创作生涯的绝响。
1987年在我牵线下，广东现代舞实验班秋季开学，然而美国舞蹈节应允要派去的教师要年底才能成行，实验班向我求援时，我马上想到了Birgit，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班，必须请一位资深舞蹈家任首位导师，对物质条件Birgit绝不在乎，她欣然接受她心目中的文化古国的邀请。秋天实验班开办时Birgit准时报到，我完全不知道她带了《秋叶》和《雏菊》的舞蹈录像当课堂教材，所以在那里学习的第一期学生对这两支舞都相当熟悉。Birgit回瑞典时还请了位会气功的中医来斯德哥尔摩。这位性情孤僻的艺术家于2001年在医院里寂寞地走了，走之前她要见比雷尔，却拒绝见我，至今我都不知道原委。也许我心直口快，伤了人还不自知。在她眼中，比雷尔是绝无仅有的“完人”，跟他有说不完的话，每次见到Birgit讲得特别兴奋眼睛发光时，我就知道她在讲“有情人未成眷属”的老情人Al，而且完全用瑞典文，还好，我也常常跟中国朋友完全用中文交谈，我和比雷尔早就习惯这点了，也可以算是一种默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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