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应该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需要关注。一个是文本写作者对隐性阅读者存在的意识分析，这属于写作主体的心灵关照方面；一个是对文本接受者的状态分析，这属于传媒与受众互动关照的方面。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而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阅读研究，均具有三层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属性；作家预设的阅读语境及其心态变化的个体属性；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
运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的古典小说《金瓶梅》，是力求摆脱以批评者为中心，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对待文本分析的一种尝试。
《金瓶梅》阅读研究有关笑笑生创作文本，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它是一部移植其他小说故事的文本。
兰陵笑笑生如何选择移植对象，又是如何进行“移植”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是属于解读作者对隐性阅读者存在的某种预期的实体显示。文本的写作，往往是以此为据来设计阅读的语境。
换言之，《金瓶梅》文本中所存在的大量“镶嵌”或“编织”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的选择意欲何为？对文本的写作和文本架构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地位和意义有着重要的评价性意义[1]。
《黄霖说金瓶梅》
另外，《金瓶梅》文本出现之后，从抄本到刻本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就很快产生出受众阅读反应的巨大差异性，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通常被视为对《金瓶梅》所产生的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分析研究，通常认为是传播与接受的范畴。本文所涉及的阅读分析研究，主要是针对流播的部分展开。
在21世纪前，“阅”一词，有三个词条解释，而“阅+读”的释意就是“看”[2]。阅读通常被视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某种自主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并由此带来愉悦的快感。
在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阅读基本属于人的日常活动，近乎等同于人的生理需求般自然。随着新媒体屏面阅读模式时代的到来，传媒流播问题已经成为传媒学的显学之一。
如何阅读？怎样引导阅读选项？这些关于阅读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涵盖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并成为与之相关的各种探讨。
《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有关阅读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阅读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视觉材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等。……。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3]
且不论古今社会形态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论传媒形式从纸质平面转向视屏多维后，这种旧与新的阅读形式有多大的差异性，就阅读这一行为的功能性特质而言，两者并无显著的差别。具体到个人阅读的心理实质，仍然是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对文意的探究。是一个思维过程。
因此，对于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性能；作家预设的隐性受众的阅读语境设想；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
由于阅读研究具有更为客观的批评指数，利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不休的小说《金瓶梅》，采用接受状态下的分析研究，以受众的换位思考方式，而非以批评者为中心的主观态度对待文本研究，实在是一个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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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卷之一
明代对《金瓶梅》阅读可分为抄本流传与刊刻行市两个阶段。从抄本流播伊始，这部小说所引起的阅读评价势同冰炭。有资料表明：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这是迄今所知《金瓶梅》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上传播的最早的记录，是研究《金瓶梅》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与谢在杭》：“《金瓶梅》料已成颂，何久不见还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诗、尺牍》）
一部小说，画坛领袖收藏，文坛领袖阅读，社会活动家“成颂”，仅“伏枕略观”，便评价“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且借来抄存，还急着“倒换”“后段”，忙着催人“见还”。……
袁宏道像
“公安三袁”老二袁宏道在《觞政》中称《六经》等为酒经，诸《酒谱》为内典，“李杜”等为外典，《水浒》《金瓶梅》等为逸典，并嘲笑说“不熟悉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觞政·十之掌故》）
“公安三袁”老三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描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一部小说，哥哥奉为经典，弟弟却称为淫书，兄弟二人同以“性灵”为宗旨，却对《金瓶梅》的评价判有霄壤；同样一个董思白，对“极佳”之书却要“焚之”，原因究竟何在呢？[4]
崇祯本《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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