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

据作家简平微博（@作家简平）消息，著名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中午12时许去世，终年68岁。

刘绪源，笔名柳园、榴雨。浙江宁波人。历任造船厂电焊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学、广播剧编辑，《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编辑、副主编，《文汇报》“新书摘”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长篇小说《“阿戆”出海》、《过去的好时光》，长篇随笔《逃出“怪圈”》、《人生的滋味》、《体面的人生》、《苦茶与红烛》，散文随笔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学术理论著作《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文心雕虎》等。

2017年05月，《文艺报》曾刊发刘绪源专访文章《刘绪源：我与儿童文学的“命中注定”》，作者王杨，凤凰网文化特辑录于此，以示悼念。

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从审美价值出发，构建了儿童文学母题理论，并在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作家的创作中发现“新质”、完善理论；他的学术研究范围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美学、哲学等范畴；他的评论文章和学术随笔又具有鲜明的“美文”特质；同时，他还以一双编辑的慧眼发掘了很多优秀作者……这些都体现了他独立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品格。近日，本刊特就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问题采访了刘绪源。

我从事这一工作时，有一种难得的幸福感

记者：您是怎么对儿童文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理论批评这一工作的？

刘绪源：现在回想起来，我如此热心地参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似乎是件很必然的事。上世纪70年代末，文坛开始繁荣。我那时才20多岁，一心想当小说家。一边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一边也对理论批评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同样，对于风格独特、饶有情趣的儿童文学作品（例如对盖达尔和任大霖的小说）也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从小就爱读。这二者的相加，当然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找到归宿了。

具体说起来，则是因为上少社老编辑、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先生的缘故。那是80年代初，我在新创办的《儿童文学选刊》上读到周晓的一些很有见地而又写得很精致的评论，思想上大受启发，同时也怀着一点感激和钦佩之情。当我看到这刊物上的稿约（它不啻是一则感情内敛的随笔），婉转地诉说了办刊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并真切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投入儿童文学评论；同时，又看到周晓关于《弓》与《祭蛇》的评论所受到的批评，不由有一点不平之气，于是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从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文章很快在1984年第2期的《儿童文学选刊》上发表了，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一点反响，还被《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了。周晓当时曾笑说我这是“自投罗网”，多年后还说读到我的稿子时有一种“似从天外飞来”的感觉。就从这篇文章起，《儿童文学选刊》频频向我约稿，所约的主要是对一些新人新作的评论；我则是有约必写，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当时真能做到“有约必写”的，大约也只有《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文学研究》等少数几家刊物——而且都是儿童文学刊物。短短几年里，我评论过的年轻作家就有陈丹燕、秦文君、班马、周锐、常新港、曾小春、张品成、庄大伟、彭学军、王蔚等，也评论过老作家鲁兵、任大星、任大霖，中年作家丁阿虎、夏有志、张成新……并在一些综合性评论中论及了李建树、谢华、韩辉光、张之路等。一开始就是通过这些零星的评论，与儿童文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以后，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越陷越深”。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我从事这一工作时，始终有一种内在的、难得的幸福感，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吧。

记者：您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从上世纪90年代出版以来，已经再版多次，也引发了广泛关注。书中，您提出以“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这三大儿童文学的母题，从审美的角度来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流变做整体的把握，既做了理论上的阐释，也有具体作品的论证和解读。这一理论认识是怎样形成的？

刘绪源：“三大母题”指“爱的母题”（包括“母爱型”与“父爱型”）、“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只因有感于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往往只承认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例如“父爱型”，我以为注重教育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只能归入这半个母题中去，所以，想用这样一种理论构想，建立起一个新的、多元的评判标准来。

在1988年第4期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我发表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这是与文坛前辈陈伯吹先生的商榷文章。感谢陈先生的宽宏大量，使之能够顺利发表。文中对“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审美”。

在1990年第4期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我又发表了《美是不会欺骗人的——从林格伦的作品谈到儿童文学的功能》的长文。通过对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等作品的探讨，进一步发掘和论证了“儿童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审美”的命题。此文引起了海外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兴趣，经他们的邀约，我将文章作了压缩和改写，由中由美子女士翻译后在日本的刊物上发表了。

1991 年，我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上发表了《两个概念的辨析——“美育”非即“审美”论》，对人们通常使用的“美育”一词的本义进行了分析，指出“美育”应当是“审美训练”，即培育审美能力，而不是通过审美进行道德教育或其他教育。这其实也包括了对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有关条目的批评。但此文的落点，论证了即使是正确意义上的“美育”，也不能与“审美”相混淆。“美育”只是审美能力的培育，审美才是这种能力的不断的实现。审美是人类至高的精神享受，是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而根本的方式。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贬低审美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实在不必将审美仅仅看做是通达理性与实现某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审美是文学也是儿童文学的首要功能，同时也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

此后许多年里，我在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上的主要工作，大概就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审美”这一基本观点的论证和阐述。我相信，这些努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记者：“审美价值”的多元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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