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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面对“丧”

发布时间:2018-08-14 11:40 | 编辑 :中华养生网 | 来源:

  不久前,台湾“中研院”公布了第32届新任院士名单。杜维明作为唯一一位哲学院士位列其中。这也是唯一一位在大陆任教的院士。自2008年辞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职后,这位往来于世界的空中飞人,弘道的主场渐渐转至中国大陆。他在河南嵩山开展21世纪宗教和文明对话,力促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京,多次举办儒商论域和商业伦理工作坊,和企业家一同探讨良知理性何以能参与到社会价值的重塑进程……

  席不暇暖的杜维明,却维持了一种“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风范。他会在采访过程中真诚而仔细地询问记者:这个调查数据来源于哪里、参与样本有多大。他也会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保持对门下博士生的愤启悱发。自从2013年在大陆首招博士生以来,相继有五位博士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毕业,五位弟子无不盛赞先生的拳拳爱护之心。

  杜先生极清晰的条理和健捷的谈吐,也常常让听讲的人忘了时间。只有被他拿起杯子喝茶时微颤的手提醒,才晃过神来——先生已近耆年了。他似乎不以为意。年轻人办商业伦理工作坊,本以为他致辞结束后会回去休息,谁曾想,先生从早到晚都坐在会场里,专心致志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还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他额上每一道时间的刻痕,似乎都见证了儒学从一阳来复到遍地开花的历史。尽管还有种种困扰,但杜维明对儒家能够成为21世纪世界共通语言的前景,依然深表乐观。

  采访结束已是晚餐时间,另一家等在门口的媒体正要进屋来。杜维明补充了一句:“我本应做更多思想建构来回应现实问题,很抱歉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我做的太少了。”

  儒家认为,所有限制因素,也是促使你超越的跳板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年轻人里流行起一种“丧文化”。他们明明拥有远超父辈的消费能力、更加丰富的娱乐活动,却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颓废、虚无、绝望等情绪。您总说儒家是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年轻人如何从儒家那里汲取力量?

  杜维明:“丧”其实和消费主义的宏观大背景密切相关。当下消费主义侵入了每一个领域,不管是传媒、娱乐、公益慈善,社会已经变成了市场社会,人才的评价机制也全部采用量化标准,我们的教育也因而过分注重能够量化的成功。原本是培养人才的过程,却完全把人的因素抹煞掉了。年轻人当然面临比老一辈人更大的压力,新一代的人才竞争几乎成了一个零和博弈。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不过年轻人如果因此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觉得自己只能顺着这一条路走下去,去满足种种量化标准,这就是被世风所转了。但其实你们还可以选择转化世风,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与其他人分享。

  你的出身、性别、所处族群,父母亲友对你的期待,社会和时代对你的要求等等,都是对你的限制。但是儒家认为,所有限制因素,也是促使你超越的跳板。

  王阳明对当时身陷科举窠臼的弟子们说过一句话:“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年轻人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练英文、技能考试、实习等非精神性的事情上面,这没有问题。但你的志向不能被商业社会的浮躁浪潮所裹挟。大学四年要面临很多妥协,毕业后的受挫也难以避免,但只要我们的志向没有剥夺,理想没有完全泯灭,即使身处红尘滚滚的名利场中,仍会逆流而上。只要立志,就能“自作主宰”,将塑造和完成人格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阻力转化成动力。

  中华读书报:听起来儒家似乎过于重视内在力量了,个体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转化世风吗?心能转境吗?

  杜维明:在物质化、科学化的现代社会,外在系统变得极为强大,我们已经习惯了让自我去适应客观世界,认为让外物来适应自己心灵的运动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道理的。这实际是对自我心灵的不自信,也是让渡了心灵的自由而从属于外物。实际上,事物都是内外两方面综合决定的。那么在内在系统与外在系统的关系上就有“物随心转”和“心随物转”两种方式,选择以哪一方面为主都是可以的。

  如果深刻地反思自我,面对自我的困惑而建立起自信、自知、自力;同时考虑外在世界,弄清楚如何面对、选择、回应、转化外在世界,这样的内外和谐就可以有“物随心转”的形态。

  因为个体的内在心灵也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动态平衡,有良知、智慧、欲望,对事事物物有反应、有偏好、有选择,心灵内部会有不同因素的相互冲突,可以进行调整和改变,达成一个动态稳定。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主体。儒家相信内在主体有终极性,相信自力。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高扬人的内在主体,我称之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

  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力量一定会照进现实,“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儒家绝不百分之百地认同现实,不会被现实的力量束缚住、向社会规约妥协,而是怀抱强烈的责任感,改变和转化社会向善。

  改变和转化的动力必须要有主体性的参与,但是这个主体性不仅仅来源于单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有创见性的小群体,并且还可以扩大成无数个小群体,像孟子说的“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中华读书报:儒家重视在关系中定位自我,那这种关系本位会不会让人在办事和为政时顾虑人情而罔顾法律?

  杜维明:关系确实是自我定位的坐标轴,但是“只局限在关系里”是对儒家修身哲学的画地自限。儒家是一定会推己及人、从私到公的。只要开始修身,就有公共性。即使你要满足自己的私利,也得先去成就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配合在一起的。爱人和爱己是配合在一起的。

  有一个儒者曾经说:“我很幸运。我生而为人,不是动物;我很幸运,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我很幸运,我生为中国人而不是蛮夷之邦的民众;我很幸运,我生在士阶层,而不是农工商阶层。”

  这段话听上去有点政治不正确,似乎注重人不注重动物,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注重中国人,不注重蛮夷,这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有男性中心、精英主义。

  但这些偏狭恰恰可以转化为自我发展的条件,故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一种非常深沉的责任感:作为人就要活出人类的尊严,活出自己不同于动物的高贵;作为文明就要体现出文明的价值——王道,当然在现代也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性;作为男性就要承担起男性应有的责任,但也承认两性在发挥自己潜能、充分自我实现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分别;作为精英就需要发挥精英应有的作用——无恒产而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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