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40年中，我们稳妥应对香港、澳门回归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勇于开拓，为回答好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的这一崭新课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香港、澳门回归前，国际社会各种悲观预测、唱衰言论甚嚣一时。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牢固地树立起不干预特区政府自治范围内事务的良好形象，安定了港澳人心。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港澳造成的严重冲击，我们积极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签署CEPA、开放赴港澳个人游等政策举措，帮助香港经济实现复苏，支持澳门开放博彩市场，促进澳门经济跨越式发展。港澳同胞由此感受到祖国的坚强后盾作用。针对香港终审法院居港权案判决产生的严重政治和社会后果，以及后来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出现的激烈争论，我们建议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关权力，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和对政制发展作出决定的方式，解疑释惑、定分止争，维护了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有效解决了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发展壮大，在各种选举中勇创佳绩；推动内地与港澳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各种合作机制。我们支持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模式创新，促成澳门大学迁至横琴新校区。港澳回归后与内地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丰硕，我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和支持促进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有为，为促使港澳特别是香港局势稳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办成了许多大事难事喜事，形成了一批管长远、管根本的制度性成果。如：首次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8?31”决定；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为取消宣誓违规议员的资格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有效打击和遏制了“港独”活动；支持香港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解决了恶性“拉布”问题；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和港珠澳大桥开通涉及的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支持港澳参与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双向开放，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特别是妥善应对和处理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事件，在国际上同类事件的处理中堪称范例，对香港近期局势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深知，“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香港、澳门中联办等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在谈到中英谈判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所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港澳工作，亲自为“一国两制”事业掌舵领航。在港澳回归前后比较长的时间内，钱其琛同志分管港澳工作。2003年7月以来，曾庆红、习近平、张德江、韩正同志先后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为“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并曾到港澳办亲切看望大家。这些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央的关怀。此时此刻，我们倍加怀念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邓小平同志，倍加怀念为“一国两制”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廖承志、姬鹏飞、鲁平、李后同志等已经故去的港澳办老领导老同事，我们衷心感谢廖晖、王光亚同志和其他许多为“一国两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港澳办老领导老同事，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和港澳工作的各方人士，我们都铭感于心。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今天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港澳办的优良传统，增强港澳办人的集体荣誉感，激发港澳办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什么是具有港澳办特色的优良传统呢？近期我们安排了一些老同事访谈，也请了部分老领导回到办里来为大家作报告。综合他们的意见，我想是不是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4条：
一是心系家国事业重。可以说，港澳办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被港澳工作吸引过来的，或者说是被“一国两制”事业感召过来的。港澳事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就是我们选择到港澳办工作的吸引力。港澳办最早的一批老司长，如郑伟荣、诸桦、邓强、莫瑞琼、钟鸣同志，本身就是香港居民，他们是受新中国的感召回到内地的。港澳办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把实现港澳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作为一种神圣使命，并为之忘我工作，甘于奉献。为此，港澳办很多同志“一生只做一件事”，“从一而终”，不是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当作一项热爱的事业。我们的老主任廖承志同志，出生于革命家庭和政治世家，自己也是“老革命”，一生坐过“七次半”监狱，九死一生，历尽磨难，但他始终胸怀报国之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日夜操劳、殚精竭虑。1980年3月，他到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由于这类手术的成功率当时并不高，此前又发生了罗瑞卿大将在德国医院手术台上意外去世的事故，许多关心廖公的人都劝他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他在手术前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我目前的病情和心脏功能日渐衰退的现实，如果继续采用保守疗法，即主要靠药物维护，是不能完全治愈的……这种状况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实际上处于长期休养状态，这是等死状态，我是绝不甘愿的。如果手术成功，将可以延长我为党工作的时间，最少五年，多到十几年。”这段话是廖公以身许党许国的真情表白。鲁平同志1995年5月初检查出患有胃癌，仍抱病完成原定到港澳出差的任务。在胃切除四分之三、头发因化疗脱光后还没有再长好的情况下，他就戴顶帽子回到办里上班，硬撑着站完了香港回归的最后一班岗。相信很多同志都记得香港回归前全办上下超负荷运转、整天忙得热火朝天的场景，有些同志曾经累得晕倒在会议现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港澳办人珍贵而温馨的集体回忆，也诠释了港澳办人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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