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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进程中的"排外运动":王爷纷争与义和团的兴起(7)

发布时间:2018-10-05 12:40 | 编辑 :中华养生网 | 来源: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只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

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能够反省,能够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还有一个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启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是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卜克斯善后尚未处理,中国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也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机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那些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的忠告也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这个时候其实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

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拳、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这大约是列强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强的不满容或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拳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的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这些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

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说实在的,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其实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其实,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招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到了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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