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兄弟，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似乎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拳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
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以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搖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
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北京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拳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拳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拳不仅是你们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敌人。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从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拳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拳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这些人，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拳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
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拳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拳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形势，在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所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拳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拳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
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其实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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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那些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
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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